（今夏上海出现连续4天39℃以上的高温天气，外滩实测地表温度接近50℃。）
在网络上一份流传甚广的“职业声望排行榜”中，天气预报员入选不靠谱职业之列，与之对照，股评家也只获得了这项“大奖”的提名而已。
今年入夏以前，你或许会因为股评家的“不靠谱”程度被严重低估而愤怒；7月份以后，天气预报员的入选该重新让你心服口服了。尤其是，如果你恰好生活在北京、上海、杭州等炎热城市。
北京，7月5日，电视台记者将一枚鸡蛋打在路面井盖上，3分钟后，熟了；杭州，8月13日，一支酒精温度计仅仅在路面上比划了一下，红色酒精柱即刻突破了极限值，它的上限是50℃。此前一天，两地的天气预报最高气温才分别为37℃与32℃；而当日两地实际最高气温测值为40.6℃与39.5℃。
因天气炎热，近日北京、济南、无锡、合肥等地猝死者达23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在户外作业的建筑工人、高楼外墙清洁工。
然而，据天气预报显示，当时这些城市的最高预测温度均没超过40℃。在上海，喷雾、冰块齐齐上阵降温，截至记者发稿时，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下属中国天气网却记载，今年6至8月份连续三个月上海无高温日（35℃以上）。
关于40℃气温预报的质疑在网络上迅速漫开… …
路面井盖上都可以煎鸡蛋了，怎么还不上40℃？司机开着车都能热晕过去，导致连环车祸，怎么还不上40℃？40℃，上还是不上，这到底是科学，还是政治？
一个流传最广的猜测是，40℃是个槛，槛一旦迈过去，就会涉及缩短工时、高温补贴、停工等一系列劳动保障问题。难道天气预报“技术性”地降了温。
(烈日下的城市广场)
这是一个易被忽视却非常重要的话题：为什么天气预报总是比我们感受到的气温要低？气温预测有被人为压低吗？天气预报对我们普通人还有意义吗？
一只百叶箱的温度“感受”
一个普通人要确定第二天的温度，可能需要搜集预报温度，湿度，风速，太阳辐射指数，还得要一点天气预报员的专业计算知识。
你是否觉得在高温天气下，预报温度往往低于实际感受？你的感觉是对的，因为预报温度的基础来源于一只木箱，一只装有温度测试仪的距地面1.5米的通风百叶箱。
“天气预报是一道数学题＋语文题。”广东省气象台前高级工程师李开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他的描述中，天气预报员的工作和医生差不多。每天，当值预报员都要组织两三次会商，其间，数十张图表如病人的X光片般，挂在墙上或显示在电子屏幕上，经受预报员们的反复对比与激烈讨论。
图上显示着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整个亚洲地区的天气系统演变，高压、低压在什么部位，吹的什么风，风的变化过程等。这些信息，来自于一个全球气象数据交换共享系统。全球所有城市的天气预报，都基于这一系统。
（测算城市温度的百叶箱）
开头提到的那只箱子，就与这个系统直接相关。中国各城市测算当地的实际温度，都以百叶箱里温度计的测量结果为准。广东省气象科技服务中心首席专家何夏江说，这套共享系统的前提是数据采集标准统一，百叶箱，无论是哪个国家哪座城市，都设在离地面一定高度内 （1.25～2.00米，国内为1.5米），没有直晒，草坪地面，空旷、通风的位置。
“如果不按同一标准选址”，何夏江说，由于环境不同、地面质地不同，温度也会不同，各个国家的气象数据就会失去参照、共享的意义。比如，8月5日这天，百叶箱测到的广州实际最高气温为37.1℃，而同期地表温度则达到51.8℃。
这也部分解释了气象部门提供的气温为什么比城区居民实际感受到的温度要低，为什么水泥地上的鸡蛋会熟，为什么水银温度计会爆。
此外，随着城市楼房越建越高，河流越来越少，二氧化碳排量、空调等热气排量越来越大，城区内也开始越变越热，与郊区的温差越来越明显。这一现象有个学术名，叫“热岛效应”，设置于热岛之外的百叶箱，测量到的温度，自然比城区内实际气温要低。
为什么不将测温用的百叶箱迁入城里？
还是老问题，全球气象数据共享系统，需要一个全球统一的信息采集标准。在世界气象史中，百叶箱因经济因素或箱子质地问题，发生过几次变更，但每一次，“都不可避免地基于科学”。
并且，百叶箱里的温度计，只能决定当地实际的气温，在气温预报中，它只是预报员们参照的数据之一，那些像病人X光片般，悬挂于墙上或电子屏幕里的数据和线条，都是最终确定次日天气预报中最低温度与最高温度具体数字的依据。
“每天天气预报里的最低温度与最高温度，都不是运算的直接结果，而是值班预报员们讨论出来的。”李开乐说，尽管计算机会运算出一个参考数值，但谁也不会直接引用，还要综合参照自己的从业经验、历史同期气象情况、各种数据信息等。“否则，每天两三次的会商也就没有必要了”。
而在气象科学上，预报温度与体感温度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贵名解释说，人们所感知的温度被称为体感温度，由四方面因素具体影响。简单地说，体感温度等于气温、太阳辐射作用、湿度这三因素之和再减去风速的修正作用。“预报温度只是体感温度的重要参考依据”，杨贵名认为，这是普通人觉得预报温度与体感温度有较大差异的原因。
李开乐告诉本报记者，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温度，预报中是不会出现的，那些“创历史新高”的新纪录，都是实际气温；预报的数字，也不会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因为，“天气预报从来都不是一道纯粹的数学题”。这也是气温预报常常比实际温度低的原因之一。
以此来看，我们要确定第二天的温度，不只需要搜集预报温度，湿度，风速，太阳辐射指数，可能还需要一点天气预报员的专业知识，做一次计算和家庭会商，以决定明天穿什么厚度的衣服出门。
惟一的问题是：对于习惯了守在电视机前看天气预报的普通人来说，这是不是稍微难了一点？
（高温下在吹风扇的国外美女）
40℃气温，上还是不上？这到底是科学，还是政治？
有些地方鼓励把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预报严重些，以给政府防灾减灾工作留有余地；有些地方则会倾向考虑预防的成本与扰民的风险，鼓励保守预报。
所有受访气象专家都否认存在所谓40℃这个槛，而是只要温度上了35℃，一律称之为高温天气。
上海市气象信息传媒中心技术总监姚志展告诉本报记者，天气预报上了35℃，需由首席预报员签发。并且，在温度预报上，姚强调，完全由首席预报员说了算，不存在“政治预报”。
不过，在高温预警信号界定中，40℃仍是有重要意义的。红色高温预警信号——高温中的最高级别——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要升到40℃以上。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贵名以今年8月18日发布的黄色预警举例说明，在发布预警的同时都必须附有防御指南，包括提醒有关部门防范电力设备因负载过大引发火灾，建议高温作业人员采取防护措施等等。因此，预报40℃以上高温，与其他极端危害天气的预报一样，仍然是需要与工作人员责任、考核相挂钩的。
比如降雨量在100mm以上的大暴雨，10级以上大风，姚志展说，分别需要更高级别的技术官员签发，涉及到全市性动员的警报，譬如台风紧急警报须经市防汛总指挥签发。这使预报员及所有责任承担者需要考虑的，除了技术型问题，还不可避免地包括气象系统的责任制与考核机制。
对于40℃以上高温天气的预报并不是一律倾向于保守与压低。
入夏以来，北京和重庆均有超过40℃的实测温度纪录，但北京没有预报40℃，重庆有预报；湖南省气象台今年也预报了局部地区温度将超40℃，其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则是在2006年。
对于民众普遍感受酷暑的上海，上海市气象信息传媒中心技术总监姚志展认为，并不是刻意不报40℃，而是出现几率本身太小，一百多年来上海地区的气象记录中出现得也不多。今年出现连续4天39℃以上，既打破记录也属于小概率事件。“不过也不是每个地方都一样高，海边的部分会低一些，城中心的会高一些。预报温度只是总体上的温度。”
“预报员对极端天气预报的拿捏，基本是以考核标准为基准的。”广东省气象台前高工李开乐说，有些地方鼓励把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预报严重些，以给政府防灾减灾工作留有余地，有些地方则会倾向考虑预防的成本与扰民的风险，鼓励保守预报，这些都会呈现在气象系统的考核机制中。
比如，广东省台一位专家告诉本报记者，2008年广州冰灾期间，其间几天预测结果是晴天，但在举行大会商反复讨论后，最后决定保守预报，否则，如果滞留旅客又开始大规模返乡，万一再度出现冰雨天气，灾情更不可控。
接受本报记者访问的广东、湖南、四川等五家市级气象台工作人员都承认，考核给自己带来很大压力。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对极端危害天气预报是否做了成功预测，以及预报的精准度。每年年底，各省系统内都会进行排名。
上海市气象信息传媒中心技术总监姚志展说，即使没有考核，也养成了紧张的惯性。比如一次预测次日有降雨，晚上睡觉时一听见外面滴答水声，立即跑出去看，结果是空调在滴水……
（龙门气象站）
无处安放的观测站？
世界气象组织对中国气象站频频搬迁表达过不满，他们认为这将降低中国当地天气预报的准确度，从而影响全球气象数据交换系统的正常运转。
除了考核的压力，气象系统还时常陷入弱势境地。根据世界气象组织规定的一致标准，百叶箱所在的气象站的空旷度须精确到其与障碍物的距离，不得小于障碍物高度的8～10倍。比如，如果气象站周围有栋5米高的楼房，那气象站与它之间要留够40～50米的间隔。
但是，随着城市迅速扩张与土地开发商用，许多地方的气象站被迫频频搬迁。
作为全国气象观测站平均迁站次数最多的城市之一，上海的一个气象站最多迁了6次以上；广东省目前有86个气象站，因探测环境受破坏而被迫迁移的多达54个；1980～2007年间，福建有14个气象台站受到不同程度破坏，22个基本测站被迫搬迁；海南省约三成气象观测场环境受影响或破坏；河北全省142个气象观测台站中有57个遭破坏或被迫搬迁，比例达到四成……
而观测站尤其是各地代表站的数据采集对于最终的天气预报结果具有直接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即是今年入夏以来上海气温的统计。根据中国天气网记载，今年6～8月份连续三个月上海无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贵名解释，其原因就在于中央气象台只统计上海代表站的资料，而这个代表站在靠近海边的地方，“温度比较低”。
据外媒报道，世界气象组织对中国气象站频频搬迁表达过不满，他们认为这将降低中国当地天气预报的准确度，从而影响全球气象数据交换系统的正常运转。
负面影响已然显现。上世纪90年代末，山西太原娄烦县曾出现一次大范围的霜冻，而当地气象观测站测出的温度却是3℃以上。并且，太原一些县级气象站连续十几年没有观测出大风。
广东省气象局局长余勇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频频搬站造成探测数据的不连贯，令气候资料的可比性大大降低，这才是最致命的伤害。
中央级气象系统内一名知情人透露，某知名城市甚至为了改善招商引资环境，将气象站迁至更郊区的空旷草场上，以给整座城市“技术性降温”。
不过，本报记者致电该市气象台核实情况时，宣传处工作人员否认了这一说法，“我们是正常迁移。”他说。
（高温天气下赶着上班的工作人员）
普通人能否享受精确预报？
是否可对不同工作岗位和更小范围空间的劳动者提供更细致的天气服务？所有受访者都称：将来会的。
8月初，高温持续，户外作业民工猝死人数超过十人。8月9日，全国总工会发布紧急通知，督促各企业“严格控制加班加点，减少高温时段作业，增加生产作业中的职工轮休，缩短一次连续作业时间”。
全国总工会以电邮方式回复本报记者说，目前中国关于高温劳动保护的惟一一部全国性规范性文件是1960年颁布实施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至今50年未曾修改过，其中大部分规定已经不再适合。且该条例对高温的界定、高温休假、高温补助等具体细则均未明确，局限性较大。
2007年，几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作场所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指出，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
随后，全国各地有关部门也相继出台高温停工的规定，例如去年7月，杭州市总工会、市经委、市建委联合下发《关于切实加强高温期间防暑降温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气温达到35℃以上时，11时至15时期间应暂停在阳光直射下作业；气温达到38℃及以上时，原则上要停工。
但总工会在邮件中强调，这些规定都是非强制性的，没有法律效力。
据济南当地媒体报道，几名工人高温作业猝死。不知这些不幸的工人生前有没有机会收到当日天气预报。但即使是收到高温预警，也不足以让他们对完全暴露在太阳下的工作环境持以警惕，更不足以使工地老板做出停工，至少缩短工时的决定。
实际上，部分人群已享受到了气温实时滚动报道的精准服务，不过目前还是以关乎国家形象的场合为主。迄今最精致的服务要属上海世博园区的气象信号塔了。
这座由原上海南市发电厂165米高的烟囱改建而成的巨型气温计，不但可对世博园区的天气状况进行60分钟更新一次的报告，塔上灯光还可与地面投影灯光交替进行，展示主题灯光小品。
上海市气象信息传媒中心技术总监姚志展介绍，世博会开幕式上，气象局对场地的风况还提供了更为精细的服务，比如离地面几米高的地方，水面上的风况达到了多少级的风，风向怎样，表演项目怎么应变，焰火项目会不会取消等。
而在今年11月份广州举办亚运会期间，据广东省气象科技服务中心首席专家何夏江说，省气象局也将对不同场馆提供精确天气报告。
但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贵名同时解释，诸如针对世博和亚运的气象服务属于特别时刻的预报，并非机械化预报。“要靠好多人的经验和特殊资料，耗费了大量人力，集中了很多精英，没法日常化。”
那么，是否可对不同工作岗位和更小范围空间的劳动者提供更细致的天气服务？所有受访者都称：将来会的。
必须正视的事实是，在日常预报方面，现有的科技水平还无法达到完全精准。杨贵名介绍说，目前我国的预报，在平原地区的准确率比较高，西部地区误差就比较大；季节上夏季与冬季冷空气来袭时准确率较高；但在季节转换的时候，误差就较大。即使以首都北京为例，准确率大概也只达到80％。
由于大气科技的发展水平限制，目前的天气预报不可能做到非常精确，更多的需要依靠预报员以丰富的经验进行判断和修正。“非常有经验的人少，这对预报员的素质的确提出了很高要求。”杨贵名说。
公允地说，天气预报“不靠谱”，终究是个国际问题。最近，媒体报道，在英国——被公认为代表气象预测国际水准的国家——一名47岁的会计师因再也无法忍受英国气象局离谱的天气预报，在自家屋顶上安装了自购的气象测量仪器，还建了一个24小时发布气象信息的网站，每3秒钟自动更新一次。
尽管英国气象局认为会计师先生的预报很业余，但他的网站还是获得了小镇邻居的追捧，邻居们还声称，以后再也不看官方预报了。
最后的问题是，中国气象预报在人为可控的范围内，是否做到了对于普通民众的足够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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